第42章 袁崇焕评传(1)

中国的经济也在迅速发展,手工业和技术非常先进。在十五世纪时,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产棉区之一。由于在正德年间开始采用了越南的优良稻种,农田加辟,米产大增,尤其是广东一带。因为推广种植水稻,水田中大量养鱼,疟蚊大减,[4]岭南向来称为瘴疠的疟疾已不像过去那样可怕,所以两广的经济文化也开始迅速发展。

可是君主集权的绝对制度,再加上连续四个昏庸的皇帝,将这富于文化教养而勤劳聪明的一亿人民、这举世无双的富强大国推入了痛苦的深渊。政治制度对国家、人民、社会的大害,在明朝末年表现得最明显。

张居正于万历十年逝世,二十岁的青年皇帝自己来执政了。皇帝追夺张居正的官爵,将他家产充公,家属充军,将他长子逼得自杀。

神宗是相当聪明的,而且喜欢读书。中国历史上的昏君大都有些小聪明,隋炀帝、宋徽宗、李后主,都是文采斐然。明神宗的聪明之上,所附加的不是文采,而是不可思议的懒惰,不可思议的贪婪。皇帝懒惰本来并不是太严重的毛病,他只须任用一两个能干的大臣,什么事情都交给他们去办就是了,多半政治只有更加上轨道些,中国历史上不乏“主昏于上,政清于下”的先例。然而神宗懒惰之外还加上要抓权,几十年中自己不办事,也绝对不让大臣办事。这在世界历史上固然空前,相信也必绝后。

做了皇帝,要什么有什么,神宗不喜爱女色,不任用外戚,不迷信宗教,不妄求长生;并不多所猜忌而残忍好杀;也不穷兵黩武,好大喜功;他并不异想天开,荒唐胡闹;并不大兴土木,构筑宫室,奢侈浪费;并不信用宦官,任由弄权。中国历代许多昏君的重大缺点,他倒没有。他所追求的只是对他最无用处的金钱。如果他不是皇帝,一定是个成功的商人,他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贪性。他那些祖宗皇帝们有的阴狠毒辣,有的胡闹荒唐,但没一个是这样难以形容的贪婪。因此近代有一位历史学者推想,他这性格是出于母系的遗传。他母亲是个小农的女儿。[5]

皇帝贪钱,最方便有效的法子当然是加税。神宗所加的税不收入国库,而是收入自己的私人库房,称为“内库”。他加紧征收商税,那是本来有的,除了书籍与农具免税之外,一切商品交易都收税百分之三。他另外又发明了一种“矿税”。

大批没有受过教育、因残废而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监,作为皇帝的私人征税代表,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矿税。只要“矿税使”认为什么地方可以开矿,就要地产的所有人交矿税。这些太监无恶不作,随带大批流氓恶棍,到处敲诈勒索,乱指人家的祖宗坟墓、住宅、商店、作坊、田地,说地下有矿藏,要交矿税。[6]结果天下骚动,激起了数不尽的民变。这些御用征税的太监权力既大,自然就强横不法,往往擅杀和拷打文武官吏。有一个太监高淮奉旨去辽东征矿税、商税,搜括了士民的财物数十万两,逮捕了不肯缴税的秀才数十人,打死指挥,诬陷总兵官犯法。神宗很懒,什么奏章都不理会,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,御用税监呈报上来,他立刻批准。

搜括的规模之大实是骇人听闻。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,全年岁入是白银四百万两左右,[7]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,称为“金花银”,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。可是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,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。这还是缴入皇帝内库的数目,太监和随从吞没的钱财,又比这数字大得多。据当时吏部尚书李戴的估计,缴入内库的只十分之一、太监克扣十分之二、随从瓜分十分之三、流氓棍徒乘机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。

可和神宗的贪婪并驾齐驱的是他的懒惰。

鸦片烟这种麻醉品,对中国最大的危害,自明神宗开始。鸦片之毒破坏人的神经中枢与意志力,它首先破坏的,正是中国的神经中枢—皇帝的神经中枢。

在神宗二十八岁那年,大学士王家屏就上奏章说:一年之间,臣只见到天颜两次,偶然提出一些建议,也和别的官员的奏章一样,皇上完全不理。:,,.